“话筒恐惧症”
刚到重庆时,王立军经常夜里加班,不少警员都觉得他是个很勤奋的官员。忻建威说,王立军开始时对人也有好的一面,他会拿一些别人送他的东北大米、腊肉分给下属,让他们跟家人分享。
忻建威母亲过70岁生日的时候,王立军不知如何听说了,就拿来一支鹿茸让他回去孝敬母亲。这令忻建威很感动,他在机关多年,还没碰到过领导给下属送东西的先例。看他有些迟疑,王立军开玩笑地说:“这个上60岁的人才能吃,你妈了个×,不能偷吃哦。”
能体会到王局长的温情实属难得,尤其是他在公安局地位稳固之后。遇到不顺意的事情,他便呵斥处罚身边的人。“××处,减员到一半。”他的处罚不仅是个人,常常“连坐”当事人整个单位,他自比商鞅,相信严刑峻法出成效。
张继超曾是重庆公安局禁毒总队毒品检测鉴定中心主任,他在多次公安干部会议上见到过王立军。一次,中层干部会议上王立军的话筒没有声音,旁边的副局长赶忙将自己的话筒递了过去。
“设备花了这么多钱居然是坏的,这其中有腐败,肯定有人吃回扣。”王立军愤怒地对着全会场人说道,现场就下令“给我查”。
此后“话筒恐惧症”便一直困扰着下属们,王立军的随行团队中也专门增加了一名音响设备调试人员。这名技术警员提心吊胆,害怕出错。
在筹备一次会议时,站在二楼的他发现主席台上的王立军嘴巴在话筒边上动却没有声音,吓得魂不附体。“当时直接跳楼的心都有了。”事后发现,当时王正与身边的人交流,并未对着话筒。话筒没坏。
王立军的“随性”几乎无所阻拦。他曾在正式的场合告诉下属,重庆公安系统的黑社会比例达到百分之十六七,并宣称自己调查过。这一说法遭到内部人员提醒后,他才逐渐不再使用。
他心血来潮,要求警察系统全员做好事,每人每月需要登记两件,录入电脑系统,其中包括好事内容、帮助人姓名、电话以及见证人姓名,弄虚作假者将受到追究。
重庆市公安局曾考虑过设立大学城分局,王立军带领着一帮公安干部前往沙坪坝区考察。考察结果并不理想,准备先成立一个派出所。会议结束阶段,王立军忽然宣布在座人员全部留下成为派出所警员,其中一位副厅级的领导便充任派出所所长。
身边的人不断被赶走,王立军开始通过书信与警员联系。不少给他写信夸赞他成就的人,都获得了晋升。在重庆公安局指定的招待酒店里,还住着从全国各地来投奔他的人,他们放弃了在当地的发展准备投至王立军麾下,王也不断将这些外来者任命要职。为了讨得欢心,重庆一些地方警局还编纂了《王立军局长对公安工作的指示》,供警员学习。
作为王立军的随行人员之一,张英在2011年初通过考试成为一名警员。她大学期间一直关注家乡的动态,听人都说王立军是个英雄。
在市局食堂里,她第一次见到王立军,当时他带着客人来参观。“我正在吃饭,被旁边的人扯起来,然后跟着人群一直鼓掌。”张英看到王立军挥了挥手说,大家不要拘谨好好吃饭,很和善的样子。
之后,张英的眼睛看到了越来越多分裂的事实。电视上打黑局长很清贫,但实际上他住在比华利豪园的独栋别墅中,那里的每栋房屋的价格都在数百万。高高在上的局长还会经常破口大骂,脏话连篇。一个秘书将他办公室的花盆打碎了,王在众人面前叫道:有人要谋害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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